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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 00:33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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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深海底隧道我们都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叶企孙破格选送他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叶企孙)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叶企孙让他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他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叶企孙)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被任命为清华物理系第一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叶企孙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感到安慰的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熊大缜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都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  解放前夕,在蒋介石的迁台名单中,叶企孙赫然在列。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叶企孙探询他的去留问题,叶企孙说,清华办学本来就置身于政局变迁之外,过去这样,以后也会保持这一传统。国民党的走与不走,与清华园无关。叶企孙回绝了国民党,决意留在清华。  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1951年底,清华、北大发出通知:该学期的期末考试暂停,学生配合教师做好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6日,叶企孙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办公时间很少,每天只一点半到两点半”,“过去对政治学、经济学一向不感兴趣,解放后在政治学习上时间也花得很少,因此,水平不高,思想领导做得不够。”这是叶企孙的肺腑之言。可他没有想到,群众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致使当晚的干部会议举行到深夜一点多钟。  这种结果,叶企孙是缺少思想准备的,他没有想到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本质;他赞成大家端正一下思想,却对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批评毫无思想准备。叶企孙有些迷惘了——难道以往坚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已成罪孽?  不久,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中国高校教育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提出了“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调整方针,将北京工业学院、燕京大学工业科学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凭着教育家的经验,叶企孙知道,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虽然对全国大环境来说有一定的好处,但对于清华、北大这样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肢解。叶企孙内心是不同意这一套做法的。他认为这并不是改革,而是“革改”,就是用搞社会革命那一套来统领一切,完全不懂教学规律,是不科学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得不到信任了,他已学会了三缄其口。  就这样,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院在强制性的措施下被迫迁往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学院也并入清华。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五十年前的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已经七十岁的叶企孙被怀疑汉奸、特嫌,被捕入狱。提审纪录中他只有一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1969年,又因实在找不到证据而送回北大监督改造,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了。教授待遇也被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他开始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老式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不久,叶企孙就听到了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的消息,还有饶毓泰、翦伯赞、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斗羞辱而自杀的传闻。在一连串噩耗的最后,是他寄望最大的学生赵九章自杀的消息。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  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活虽然结束,但是,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时,均遭拒绝。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的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的住处。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说出他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很是心酸。  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式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殿邦的一些趣事……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  在他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笔者译:我因为疏狂放肆而终遭杀身之祸,这还有甚么可说的呢?你们应该把我当作罪人忘掉。但我一生的行状自己心里清楚,还是可以追忆回顾的。至于能不能这样,尤其是头脑中所想到的,你们或许不一定全部知晓。)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叶企孙仍拒绝治疗。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呼吸困难,被送医院抢救。期间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叶企孙先生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按有关方面要求,叶企孙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即使是今天,若查阅叶企孙的生平,也只寥寥几字而已:“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至1977年1月13日),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87年前的1929年,叶企孙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多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们却少有人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更少有人知道他的一生。  前人不可追,后人不堪说。叶企孙——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一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的大师。 5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4日,20世纪初著名亲日官员,“五四运动”中的著名卖国贼,曹汝霖死于美国底特律,终年90岁。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遗臭万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著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卖国贼”的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1905年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记述道:“此次会议,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火烧赵家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五四”运动的高潮。所谓赵家楼,即北京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至于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老乡。曹汝霖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学生激于义愤烧了曹宅,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等人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6月10日,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报纸后,大为生气愤。经“五·四”风波,曹汝霖受刺激很深,如惊弓之鸟,藏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尽管他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1949年曹汝霖去了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这支军队,正是五代时期与大唐毁灭者朱温对峙的晋军!在灭梁兴唐的最后一役中,五位未来的帝王,均在战场中大放异彩,  后唐庄宗李存勖  这支精兵的主帅李存勖,便是五代时期最大版图的后唐帝国的开创者!  李存勖是天生的军事家,在他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晋王后,便不断地攻略中原。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决定采纳大将郭崇韬之计,乘虚袭击汴州。一场轰轰烈烈的统一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五位身负苍天眷顾的帝王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后唐明宗李嗣源  在这支军队中的统军大将李嗣源,正是使得后唐帝国逃离速亡命运的一代明君!  李嗣源于此役中,先是参与战略决策,后更是亲自上场操刀,以五千铁骑袭取郓城,将后梁的首都暴露于晋军的獠牙之下。  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一位伟大的开创者,却并非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庄宗统治晚期,玩物丧志宠信伶优,并最终死于戏子之手,致使天下大乱。值此之际,明宗李嗣源被众将士推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并通过一系列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方式手段,保住了后唐的帝国命脉。  后唐废帝李从珂  李从珂则是这支神奇军队的一员白袍小将,而在日后,他也继承了义父李嗣源的帝位,成为后唐帝国的掌控者!  李从珂跟随李嗣源作战,多立战功。德胜之战中,李从珂率先带领精锐十余骑突入梁军阵地,斩落梁军旗帜,为晋军大胜奠定基础;胡柳之战时,又孤军夺得土山高地,帮助后唐反败为胜。  然而李从珂打仗虽然勇猛,但却治国无能。登基后,只注重对军队的掌控,而忽视百姓疾苦,最终被卷入历史的车轮之下,成为后唐帝国的亡国之君。  后晋高祖石敬瑭  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在军中担任左射军将军,是晋军中一员不可多得的骁勇战将,但是同时,他更是后来向契丹称儿称臣的卖国贼,被契丹封为晋国皇帝的晋太祖!  石敬瑭对于李存勖、李嗣源还是很忠诚的,在晋梁对峙的时候,曾率十数骑杀入千军万马之中,营救回来李存勖;在胡卢套之战中,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战败的李嗣源撤离;率军杀入杨村,解救李嗣源于危难之中;参战德胜之役并立下不小的功勋……  在篡位之前,石敬瑭治理地方很有成效,自身更是崇尚简朴,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名臣。  可以说,如果没有不臣之心,没有卖国求荣的人生污点,石敬瑭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良将与名相。  后汉高祖刘知远  刘知远当时在这支神奇的军队中无足轻重,仅仅是一名跟随石敬瑭的裨校,但后来风云际会之下,也建立了五代之一的后汉,成为一条称霸中原的人间真龙!  在这场梁唐间的饕餮之战中,刘知远的表现乏善可陈,但也有着殿后而归的壮举。而将石敬瑭作为榜样的他,把他的老师学了个十成十,在后晋朝不保夕的时候,毅然给了个迎头痛击,改朝换代建立后汉。  如此而言,在后唐建国前后,对于后梁的攻击大军中,共有着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五位未来的人间至尊,可谓是古来未有之奇也! 常茂,是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儿子。常遇春有三个儿子,常茂、常升、常森个,他是长子。常遇春 是明朝著名将领,屠城将军的名号,世所周知。相较于他父亲的名声和功绩,常茂就拍马难及,不过史书对他的评价倒是不低。  常遇春在明朝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去世之后追风开平王。常茂因为父亲对明朝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功绩的关系,封镇国公,俸禄两千石,同时赠予世袭铁券。  洪武二十年,大将冯胜出征金山,常茂奉命跟随前往。冯胜是常茂的岳父,因此跟随其前往,冯胜根本没有敬畏之心,经常不听约束。虽然冯胜多次因此而谴责他,但是常茂依旧故我,到了后来这两人互看不顺眼。常茂有时候应声比较慢,冯胜也会发怒了。  当时哈纳出来投降,便此让右副将军蓝玉接待。喝了一会儿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哈纳出取酒浇地,也不知是个什么意思。哈纳出部下里面有交头接耳的人,常茂也在这场宴会上。当时他麾下有会蒙古语的将领,秘密告知常茂,说纳哈出可能要逃遁了。  常茂想着出其不意,也没有事先知会一声,就直接拿刀上去与纳哈出搏杀。纳哈出大惊失色,当即就想要骑马逃跑。常茂看见之后,一刀砍去,伤了他的手笔。纳哈出一部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溃散而逃,归降之事自然在这儿黄了。  冯胜对此十分愤恨,上奏常茂突然发生变故,将常茂押解到京城中。常茂因此也说封神不依法办事,最后冯胜被收了总兵印。常茂也被安置到龙州。洪武二十四年,常茂去世。  常茂去世之后,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当时黄与宗寿争州印,互相攻讦,最后竟然构陷流言,说常茂根本没有死,现在就在走宗寿这儿呢。  皇帝听说这个事情,十分生气,当即下令让宗寿自觉的将常茂给献出来,否则定然严惩。与此同时,还派出了杨文和韩观出师讨伐。等到常茂确实已经死了,而宗寿也暗中给有些人送去了钱财,这才罢兵。  常茂膝下无子,但常遇春的爵位还是要传下去的。最后朝廷想了一下,将常茂的弟弟封为开国公。常升相比于哥哥,要多一些功绩。曾经多次外出练功,后来又加太子太保。不过常升是怎么死的,到记载不详,有这么几个说法。  有说在建文末年,常升随同魏国公徐辉祖,一同在浦子口力战,永乐初年去世。也有人说,在洪武中年的时候,常升就因为牵扯到蓝玉案而丢了性命。还有人说是有人密告常升在三山聚兵,意图不轨,最后被诛杀。具体是哪个,这个就不可考了。 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清初,承明末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乾隆年间更是突破3亿大关,为了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对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从南向北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成中国境内更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现在有人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说到番薯,乾隆都得去感谢百年前的一位英雄,是他从南洋千辛万苦地将番薯从殖民者手中带到中国。  话说大明万历年间,有个福建人叫陈振龙,他自幼饱读经书,年纪不到二十就中的秀才,可是等到考举人的时候却屡考不中,因而厌倦科举,干脆来个弃儒经商,跟同乡一起去吕宋岛(菲律宾)做生意。在隆庆五年(1571)的时候,西班牙人就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所以当时吕宋华人特别多尤其是福建人,海贸十分发达。  在吕宋的时候,陈振龙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生意上,反而对当地种植的一种农作物十分感兴趣。此物, 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当地人称作朱薯。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但是朱薯是西班牙人带过来的,因而控制十分严格,只能在当地种植,严禁带出岛外。于是,陈振龙只能潜心去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暗地里等待时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花巨资购得几尺薯藤,为了避开检查,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经七昼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当时正赶上福建大旱,五谷少收,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金学曾令其觅地试种。振龙父子即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4个月后,朱薯收获,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金还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我们现代还称为山芋、地瓜。并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但是可惜的是这种神奇的农作物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太晚了,它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这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虽然吃下去很耐饥饿,但口感太差难以下咽,若不是迫于无奈很少有人吃,吃多了之后还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对这种高产作物种植积极性不高。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天灾人祸不断,推广种植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况且灾区农民起义不断,明政府也已经不具备推广种植的条件了。  最终红薯便宜了清朝,造就了最后一个康乾盛世。其中陈振龙的子孙也出力不少,“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功绩卓著。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到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带领几个儿子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并撰写《金薯传习录》传世,该书是我国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据说乾隆盛世的主角乾隆皇帝本人也特别爱吃番薯,他能活到89岁跟喜欢吃番薯也有一定关系,曾称赞道:“好个红薯!功胜人参!”  陈振龙把甘薯引入我国,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甘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全国甘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三千万吨,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80%,清道光年间,福州人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纪念这一成功的引进。370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那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挟入藤篮试秘航,  归来闽海勤耕织。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鲁道福·格拉齐亚尼(意大利语:Rodolfo Graziani,1882年8月11日——1955年1月11日), 意大利王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他对于装甲战的认识和运用,可以说比坦克大王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还要早。他在1930年的利比亚以及1935年的埃塞俄比亚,便对机械化诸兵种合成部队进行了编制以及实战运用。  格拉齐亚尼于1882年出生,1908年开始在殖民军中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起,在驻利比亚的意大利军任职。1930年晋升为少将,1932年晋升为中将。1930~1934年,担任意大利驻利比亚殖民军队总司令,多次指挥殖民军讨伐利比亚阿拉伯民族的反抗。被称为“屠夫”。还吊死了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1935年,任意属索马里总督,晋升为上将。1935~1936年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任南方集团军司令,率部从南部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的作战中,他将麾下的军队中编成四支机动部队,分别交给了他的四位所信赖的指挥官,即马雷蒂集群,贝尔贡佐利集群,阿贡斯蒂尼集群和弗鲁斯基集群。前两者以装甲部队为主,另外两队以步兵为主,宛如日后德军中的装甲师与装甲掷弹师的关系。整个战役中,从索马里出发的格拉齐亚尼军是配角,其兵力远远不及由厄立特里亚出发的埃米利奥·德·博诺元帅军,然而他的高机动性部队始终不同于其他战线,而一直能占有主动与优势。而上述的贝尔贡佐利集群,其指挥官有"电胡须"的别名,在西班牙内战中也赫赫有名。1936年5月晋升为元帅,接替巴多格里奥元帅任埃塞俄比亚总督。1937年2月遇刺,12月奉命返回意大利。1938年任意属东非名誉总督。1939年9月,任意大利本土军司令。1939年10月,任意大利陆军参谋长。  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0年7月在传奇人物伊塔诺·巴尔博空军元帅可疑地死于己方的高射炮火之后,再任利比亚总督兼驻北非的意大利军总司令,指挥25万军队对英军的作战,攻击令下的时候,格拉齐亚尼便不止一次地直谏,他说其部队的尚未准备就绪,各种装备,补给都不足。刚愎自用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强令进攻。  1940年9月,格拉齐亚尼元帅率意第10集团军入侵埃及,并占领地中海沿岸西迪拜拉尼地区。意大利军队共20万人,编9个师,分别部署在5个筑垒营地。意指挥部麻痹大意,既不组织侦察,又不派出翼侧警戒。当时,英军驻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只有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和一个不完整的坦克师。面对兵力悬殊的情况,韦维尔突发奇想,打造了一支“橡皮部队”,实施疑兵之计。英第8集团军(原称“尼罗河”集团军)司令韦维尔将军决定实施一次有限目标的战役:把意大利军队从被占领的埃及领土驱逐出去。因此,最初仅动用驻埃及军队的四分之一(1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共约1.5万人。  橡皮坦克充足气体后可担任巡逻任务,放掉气体后装进板球袋里携带方便;“野炮”可以装进饼干盒内;两吨型橡皮载重卡车放掉气体后还没有弹药箱大。工程兵制造了坦克履带痕迹。一条假公路一直修到西迪·巴拉尼以南,因为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英军让阿拉伯人领着成群的骆驼在沙漠里行动。骆驼身后拖上耙形装置,走动便会掀起漫天灰尘,从空中观察就像移动中的庞大的坦克纵队。意大利飞机在高空拍摄到的情景使格拉齐亚尼相信,在他的右翼有一支强大的英军坦克、大炮部队。同时,有情报说英军增援部队正在途中。格拉齐亚尼害怕侧翼受击和被坦克部队切断,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沿着亚历山大公路掘壕防守。  韦维尔采用“橡皮部队”迷惑敌人的同时,极其秘密地调动部队于12月9日发起突然攻击;英装甲坦克第7师和随后跟进的印度步兵第4师,穿越意军营地之间未设防的30公里宽的间隙地,从后方向意军营地发起攻击。英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意军所料;此时虽然意军处于优势,但因为先入为主,格拉齐亚尼坚持认为英军兵力强大(格拉齐亚尼据说有“恐英症”)。因此,在英军的进攻面前意军全面退却,意军指挥部已无法指挥军队,致使韦维尔的军队前进了1000公里,一举突入利比亚。英军继续跟踪追击退却之敌,于1941年1月5日进占拜尔迪耶,1月22日进占图卜鲁格,2月6日进占班加西。但是,根据英国内阁的决议,战役于1941年2月10日中止,部队在阿盖拉设防固守。  1941年3月,因马特鲁港战役失败被撤销全部军职,被召回意大利并解除指挥职务。  1943~1945年,在纳粹德国占领意大利北部期间,格拉齐亚尼又被起用。1943年,在墨索里尼被德军救出后成立的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中任国防部长,在此任期之内,他积极组织对游击队的清剿和对和平居民的镇压。同时,他还强力组织向德国大规模移民,为经济崩溃的德国输送了大批劳动力。1945年4月28日,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  1948年和1950年两次接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但同年8月被特赦释放。获释后,积极参与新法西斯党活动,著有回忆录《我保卫了祖国》。1955年1月11日,73岁的格拉齐亚尼在罗马死去。 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1903—1944)英国陆军上将。特种作战的先驱。狂热而好个人冒险。他的名字在中东,东非和缅甸就是一个传奇。  1903年出生于印度纳伊特尔,是一个十分严谨的陆军军官的儿子,1923 年毕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成为炮兵少尉,1928-1933年在苏丹服役,1936—1939 年在巴勒斯坦任上尉期间,组织犹太人夜间别动队袭击阿拉伯人,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推崇。温盖特的战术才能成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无尽的思想宝库,他的领导才能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缺乏的军事上的自信。由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而被解职,回到英国防空部队任职。1940年10月被派往苏丹协助埃塞俄比亚民族主义者。  1941年1月到50月他集结起一支由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驰名的对意军成功作战,同海尔·塞拉西一世一起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但因干预当地政治还是被解职降级为陆军少校。疲惫和疟疾使他情绪更加低落。英军从缅甸撤退后,他向印度总督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建议使用特种部队作战,这就是钦迪队(第77旅),1943年2月到6月组织并领导率领钦迪队徒步前进由印度进入缅甸日占区作战,行程数千里,由英国空军进行补给,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鼓舞了盟军的信心。  他们明白在丛林中能够击败日军。他因胜利被提升为战时陆军上将,这支部队也从3000人扩充到2万(即第3印度师,辖5个旅),约瑟夫·史迪威领导美军也军建立了与英军相类似的特种部队,即第5307联合大队(美英联合)。这支部队编制3000人,由弗兰克·道尔·梅里尔准将指挥,绰号为“梅里尔的掠夺者”。1944年他发动第二次进攻,通过空运插入4个旅,另一个步行抵达,1944年3月24日奥德·温盖特在敌后视察返回途中死于飞机失事。尽管有许多有利的宣传,但实际这些作战代价太大,英军伤亡惨重而收效甚微。  多姿多彩,感召力强且行为乖僻的温盖特直到今天都是一位争议人物,一位非正规作战的天才指挥官,有创造力且精力充沛,但他言行粗鲁,目中无人,轻视参谋军官,无战事时缺乏耐心,时常顶撞上司。 阿尔方斯·朱安(1888-1967),法国元帅。1888年12月16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波尼(今安纳巴)附近的祖父家里。1942年11月~1943年5月,朱安率法国特遣部队与盟军一起参加突尼斯战役,并赢得了胜利。1942年12月25日,朱安晋升为上将。1947~1951年,朱安任法属摩洛哥总督。1950年12月,根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朱安出任中欧盟军司令,任期为5年。1952年5月7日,朱安晋升为法国元帅。1967年1月27日,朱安不幸病故,享年79岁。2月1日,法国为这位“一生献给祖国”的著名战士举行隆重的国葬。  1909年,朱安考进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其入考成绩在4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七。1912年6月,朱安离开圣西尔,被分到阿尔及利亚第1步兵团任职。此时该团正在摩洛哥执行作战任务,刚到职的朱安在这里初次接受战火的洗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安于同年8月被调到法国本土,任中尉排长。9月5日,朱安所在旅开往前线。战斗中,朱安率部不怕牺牲,英勇作战。16日,朱安被一块弹片击伤左手,为此,朱安得到荣誉军功章。1915年5月,朱安在战斗中又伤及右臂,这次较上次厉害,不得已而住进波尔多医院。  1919年10月,朱安再次到高等参谋学院学习,1921年拿到毕业证书后,先后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部队中任职。1925年,在法军镇压克里姆领导的摩洛哥里夫人民起义中,当地法军指挥官诺盖将军任命朱安为他的参谋长。  1927年,朱安重新回到曾服役过的阿尔及尔步兵团任营长。1932年7月,晋升为中校。1933年10月,朱安被选调到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担任战术教官。1935-1937年.朱安又到阿尔及利亚,领导君士坦丁的朱阿夫第3步兵团。1937年3月10日,北非战区司令诺盖将军又把朱安调到身边,任参谋长。1938年12月26日,朱安晋升为准将。  法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为加强法国东北部的防御,朱安遂于1939年12月4日被调回法国本土,出任法国第1军第15摩托化步兵师师长。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卢、比、荷、法四国,朱安奉命率部前出到比利时的让布卢,抗击德军的进攻。当德军突破色当防线后,朱安率部撤到法国的瓦朗谢纳附近地域,担任掩护英法联军撤往敦刻尔克的作战任务。不久、朱安的部队又撤至里尔南郊,在此被德军包围。5月30日,朱安作了德军的俘虏。朱安的部队虽被德军打败,但他们的英勇作战行动还是为法国所称道,他的部队荣获“战斗功臣”殊荣,朱安本人于1941年2月被提升为少将。  关押在德国柯尼希施泰因监狱。1941年6月,经魏刚将军以法国北非政府总代表的身份与德国人斡旋,朱安被德军释放。  1941年11月20日,朱安晋升为中将,不久受命接替魏刚的工作,担任法国驻北非陆军总司令。接任此职后,朱安扩充兵员,隐藏装备,“训练非洲军队,以用来参加未来反对轴心国的作战”。在朱安的努力下,截至1942年11月,法国在非洲的部队有5个机动师(其中阿尔及利亚有3个师,摩洛哥有2个师)和1个轻型机械化旅,共20万人。这些部队装备齐全,并在突尼斯山区设有秘密的后勤基地,战场准备也搞得不错。  1942年11月7-8日夜间,英美盟军执行火炬行动计划,在北非登陆。正式登陆前,盟军司令部就在直布罗陀与亨利·吉罗将军商妥,希望通过这位从德国柯尼希施泰因监狱逃出来(美国从中作了一些努力)的法国将军对北非法军施加影响,确保不发生抗击“一切来犯之敌”的战斗。对此,朱安一无所知.这样就出现了北非法军与盟军登陆部队交战的场面。后来经过疏通关系,朱安很快就明白过来,遂命令自己的部队停火。1942年11月-1943年5月,朱安率法国特遣部队与盟军一起参加突尼斯战役,并赢得了胜利。1942年12月25日,朱安晋升为上将。  1943年6月,盟军司令部决定在地中海开辟新的战场,登陆西西里岛,把战火烧到意大利。8月,朱安奉戴高乐将军之命负责组建法国登陆部队(1944年1月正式称为法国远征军),准备与盟军一道登陆意大利。9月29日,朱安作为法国登陆部队总司令率部到达索伦托,被编入美国第5集团军。11月25日,朱安率部攻到那不勒斯(今那波利),并于1944年1-5月参加了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著名战役。其间。盟军曾多次试图突破德军防线,前出到波河河谷,把德军赶到罗马以北,但均被德国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挫败,整个意大利战场在“古斯塔夫防线”前一度出现僵持局面。而作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的朱安,曾数次向盟军司令部提出自己的作战方案,均未被采纳。但朱安并不因此而气馁,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朱安抱着洗刷法军在1940年6月被打败的耻辱,为法国争光的信念,再次进言盟军司令部,声称:“我再也不能随便受领一项既有缺陷而又要做得出色的计划。”后来,朱安终于成功地说服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接受他的山地机动作战的主张。自5月13日起,朱安率部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山地穿插迂回,从而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为盟军最终打破“古斯塔夫防线”的对峙僵局,为扫清通往罗马的道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仗也可以说是自法军被战败后首次挽回面子、扭转盟军对法国的看法的关键性一役。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后,法国国内面临的军事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在7月底,夏尔·戴高乐将军免去朱安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并于8月12日任命他为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长,全盘负责法军的工作。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朱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指挥才能,成绩斐然,这可以理解为朱安于1944-1945年间多次荣获军功章的重要原因。  从此以后,朱安与戴高乐将军接触甚多。无论是在戴高乐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时期,还是在戴高乐下野以后,朱安一直是戴高乐最难得的合作者。 贺龙(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7月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周恩来为起义争取到这样一支有生力量而高兴,于是任命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贺龙一参加革命,就成为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  在红军时期,贺龙结果几起几落,仍然是军队中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到了抗日战争事情,八路军成立三个师,新四军一个军,贺龙是120师师长,成为四大主力部队的总指挥之一。从此以后,贺龙在军队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经不能独立成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120师与其他两个师相比,无论战斗业绩,根据地面积还是部队的扩充发展数量,都不如八路军的其他两个师,这与贺龙的领导是有关的。  其实,贺龙在1942年就已经完全不负责120师的指挥了,这一年,贺龙被中央调回延安,担任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就已经宣告贺龙军旅生涯的逐步结束。而这一切,始于1939年贺龙在部队中最后亲自指挥的一场齐会战斗。  这一年的四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八百多人,携带山炮两门,机枪四挺,掷弹筒四具,还有几十辆装满弹药的大车,进行游击性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  贺龙得到情报后认为,这一带八路军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六千多兵力,他一个大队,又是孤军深入,能够吃得下来!他下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方圆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打一场歼灭战。经过三昼夜连续作战,在数次阵地交换的激烈战斗中虽然歼灭七百余日军,却让吉田带着一百多名日军从层层包围圈中脱逃回去。这一场战斗,八路军伤亡近二千人,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由于日本人使用毒气弹而负伤。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激战的战场上已经看不见贺龙的身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贺龙在这几年中,主要是做前方战场上急需的粮食、弹药、被服、金钱的筹集工作,当起了军队的后勤供应部长。  建国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对他从1952年起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大家的印像是最深刻的。1954年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直到文革前,真正由贺龙主管的工作是国家体委主任这个职务。 路易斯·蒙巴顿(L. Louis Mountbatten,1900年6月25日-1979年8月27日),英国海军元帅,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英国近代最褒贬不一的人物,长于协调,但被指责为虚荣。  蒙巴顿 1913年参军,曾任威尔士亲王副官。1927至1933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1942年任盟军联合作战司令,指挥英国海军袭击驻法国和挪威港口的德国海军。1943年起任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协调史迪威、斯利姆、温盖特的行动。1947年任印度总督,提出“蒙巴顿方案”,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1952至1954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955年任英国海军参谋长。1956年晋升元帅。1959年任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1965年退役。  1979年8月27日,79岁的蒙巴顿在爱尔兰乘坐游艇时被炸身亡。  1900年6月25日出生于英国的温莎堡。  1913年,13岁的路易斯·蒙巴顿进入怀特岛的奥斯本海军学校,成为少年军校生。  1914年底,转入达特茅斯海军学院。  1916年7月,以80人里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巡洋舰队旗舰、贝蒂海军上将的狮号战列巡洋舰服役。  1917年,路易斯·蒙巴顿随其父亲将姓氏由巴滕贝格更改为蒙巴顿,并放弃了黑森亲王的身份及殿下头衔。  1918年年初,蒙巴顿被调到K-6号潜艇上服役,但是只待了两个月就又被调到P-31号巡逻艇上担任少尉,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反潜警戒,并护送到法国的运兵船队。  1919年1月15日,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尉,并于10月从海军中暂时退役,前往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国际政治。  1920年3月,蒙巴顿奉令重返海军,前往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报到,然后随同威尔士亲王、约克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访问澳大利亚。  1921年,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上尉,又随威尔士亲王乘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出海8个月,访问了印度、马来亚、香港和日本。  1923年1月,蒙巴顿前往地中海舰队的复仇号战列舰报到,并前往土耳其沿海监视希土战争的进程。  1924年蒙巴顿前往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学习远程联络方面的课程。此后两年中,他又在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读完了高级电子学理论,然后在百人队长号战列舰上服役半年。  1927年1月,调到地中海舰队,担任舰队司令的助理无线电通讯官,并被提升为海军少校。  1931年8月,蒙巴顿就任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并在12月被提升为海军中校。  1934年,蒙巴顿就任新建的“大胆”号驱逐舰(HMS Daring)舰长,一年后转任一战时建造的老驱逐舰“威斯哈特”号(HMS Wishart)舰长。  1936年,蒙巴顿被调往海军部任职,负责海军航空兵事务。在任内作为皇家海军的负责人,同皇家空军争夺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1936年初,蒙巴顿被爱德华八世指定为私人海军副官,爱德华八世退位后又担任乔治六世的海军副官,并升为海军上校。  1939年初,蒙巴顿被任命为新建的“凯利”号驱逐舰(HMS Kelly,F-01)舰长。 光绪二年(1876年),17岁的袁世凯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他陆续纳了9位如夫人,生了32位子女。  元配妻子于氏,河南沈丘县人,是淮阳乡绅于贯一的三女儿,恪守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于贯一的父亲是个“蓝翎候选都司”,是淮阳的首富,袁家在项城也是门楣显赫,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于二人1876年底结婚,于氏比袁世凯大一岁,两年后生有长子袁克定。  大夫人沈氏,江苏崇明县人,幼失怙恃。1881年在上海青楼与袁世凯相识,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亦乐不思蜀,两人情好日密,但沈氏奉劝袁世凯追逐功名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发迹后,沈氏以大太太的身份出现。沈氏一生无所出,后过继袁克文为子。  二夫人白氏,朝鲜人,1885年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如夫人,白氏是金氏的陪嫁丫头。白氏生了四子二女: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和六女箓祯。  三夫人金氏,朝鲜人,出身望族,世有贵显。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和自己的丫头一起做了如夫人。金氏生了二子和三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环祯(早亡)、十女琮祯。次子克文过继给大夫人沈氏。三女叔祯(袁静雪)后来认为自己的母亲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重压,遂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  四夫人季氏,朝鲜人,也是金氏的陪嫁丫头,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得“月子病”而死。四夫人季氏生了一子和三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四女次祯(早亡)、七女琪祯。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杨氏生有四子和二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玲祯。  六夫人叶氏,江苏丹徒人。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形容叶氏:“婉娈明靓,柔质丰仪。十七来归,先公极爱宠之。”叶氏生有二子和三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有、九女玖祯、十一女璇祯、十二女玑祯。  七夫人邵氏,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幼年丧父,遭难,跟随母亲避走他方。邵氏无子女,后因病早亡。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如夫人,也不能享受如夫人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如夫人的待遇。  八夫人郭氏,浙江归安县(今属湖州)人,曾在天津入了风尘,因为母亲故去想为其“殉身”,被袁克文描述为烈女,由大夫人沈氏派人带钱“赎庶母归”。郭氏生有二子和一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珣祯。  九夫人刘氏,天津人,原是五夫人的贴身丫鬟。刘氏信佛吃素,袁世凯在安阳给她造了一套三进院落、九门相照布局的房子。刘氏生一子一女:十六子克藩,早亡;十三女珲祯。  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中,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妾不如妻,妾族不如妻族,便是妾之子,也不如妻之子”。在封建社会,正式的妻子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来的,在宗法社会中,妻是有法定的地位的。所以在袁世凯的大家庭里,等级观念极其森严,严格遵守“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  那么,袁世凯是如何管理他这些女人的呢?  妻妾间等级观念森严  在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中,这些女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袁世凯元配妻子于氏的正室地位却形同虚设。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袁世凯在决定恢复帝制以后,于氏自然是“正宫娘娘”。在袁世凯的大家庭里,等级观念极其森严,比如,袁家有一个拜祖宗堂,每逢过年或重大节日,如夫人不能穿红裙外褂,只能穿粉色的。所以如夫人们是最不愿意过年的,因为过年的时候,“嫡尊庶卑”的“妻妾之别” 就一览无余。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期待他成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开始了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后来让她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有一套“治内”规定  袁世凯是军人,有一套办法管理军队,也有一套办法管理封建的大家庭。按照袁家家规:妻为管家主妇,妾无权参与,妻可管妾,妾待妻如尊长。  在袁家,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袁世凯制定了一个“治内”规定: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七夫人邵氏因病早亡),五夫人杨氏后来又管理全家。  在钱财利益上公平分配  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约束。但袁世凯在钱财利益上则是公平分配,也不轻易流露出对任何一位如夫人的偏爱。比如,月钱的数目,各房一律均等。如果如夫人们犯了错,袁世凯除当面训斥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个月或数月的钱。在侍寝方面,袁世凯也不是像皇帝那样翻牌,而是一周一人轮值。  另外,袁世凯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而在家里,也请了女教师给女儿和如夫人们上课。 地瓜不仅好吃,还很健康,关于红薯的作用,不用多说,那是好处多多!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明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但对于过去的人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充饥!  今天的人已不再以此为主要食物来源,但提到地瓜相信无人不知。然而,你知道地瓜其实是舶来品吗?  地瓜,又称番薯,种类有红薯、甘薯、白薯等。  我们知道在过去,海外之地称为“番”,很多从国外引进的物种都被冠以“番”字,如番茄。  而地瓜之所以称为番薯,也是因为是海外引进。  那么这玩意儿又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这就要说到明代的“甘薯之父”。  陈振龙,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后厌倦科举,弃儒经商,移家于闽县南台达道铺。  在明万历年间,为了讨生活,他决定趁开放海禁的机会跑海船,搞跨国贸易,所以他随众商人赴吕宋(今菲律宾)经商。  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西班牙人种植的甘薯, 此物耐旱易活,生熟都可食。  他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把其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  可甘薯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要受到刑罚。  于是,陈振龙留心学习番薯栽培技术,悉心向当地百姓求教,等待时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  经日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之后立刻着手在自家住宅附近试种。  这一年大旱,五谷欠收,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  陈振龙让儿子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  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朱薯改名金薯,又因其味甘甜,又称甘薯。  到了清朝初年,番薯已经传遍闽、赣、云、贵、川、冀等地。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下诏书:“推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  从此,中国大地番薯成为人民的主粮作物之一。  清道光年间,福州人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纪念这一成功的引进。  陈振龙从“外番”引进“番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功绩卓著。  也正是因为番薯的传播,在大荒之年的日子,因灾年而饿死的人数大大减少。  换句话说,番薯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当时西汉人口已达六千万,然而直到明末人口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了乾隆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慈禧太后下令捉拿维新派,但康有为早已逃出北京城。  从1898年出逃流亡海外,到1913年回国,康有为在海外流亡了16年。一般来说,流亡生涯应该是很悲惨的存在,东躲西藏,可康有为却过得很潇洒。流亡期间,不仅妻妾成群,而且每到一处更是住豪华酒店,享受山珍海味。  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等42个国家。这样的经历,使得康有为被称为中国首位游历全球的人。  这些都需要钱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钱从哪里来?要知